那次失败的核试验与头顶掠过的死神

发布日期：2025-11-26 08:03    点击次数：112

摘要：此次核试验的失败，不禁令人心有余悸。若氢弹的爆炸控制程序出现故障，无论降落伞是否成功打开，其爆炸势在必行。若在爆炸中心上方发生爆炸，投弹的飞机将难逃厄运；若在爆炸中心一侧爆炸，指挥官以及数千名观摩干部将英勇牺牲；而若爆炸延迟发生，那些勇敢的侦查队员亦将化为乌有！

40年来，我从新疆而西安，而北京，而广东，十数次搬家，每次搬家都丢弃许多东西，但是，有一张小小的64开卡片，却从来舍不得丢掉。这个卡片，正面是大红色，上有“参观证”三个字，下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89800部队”；反面是白色，内容是：部别：铁道兵第六师政治部；姓名：于风政；参观日期：79年9月5日至79年9月15日；编号是3836，最下面是“提高警惕，保守机密”。89800部队，隶属于国防科工委的21基地。

(这是1979年9月我作为铁道兵第六师的代表之一赴罗布泊观摩核试验的特别通行证！)

1977年11月17日，我接到命令，从驻扎于重庆沙坪坝的铁道兵第29团调至上级单位——铁道兵第六师政治部担任秘书一职。该师机关位于南疆的要塞库尔勒市东郊的荒漠戈壁之中。机关院落宽敞，东西南北各延伸一公里。入住新居后，我很快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每扇窗户的玻璃上，都整齐地贴着十字形的白色纸条。

明净的玻璃之窗，却覆盖着阻挡视线的遮挡物，这究竟是为了何故？一打听，方知东北方向仅几百公里之遥便是罗布泊核试验场地。在执行大规模核试验之前，基地会提前通知周边百里内的机构与居民，用纸条封贴窗户，以防冲击波将玻璃震裂。即便相隔数百公里，核爆炸的威力依旧惊人，令人不寒而栗。老一辈人还告诉我，库尔勒的香梨以其皮薄肉脆而闻名于世，然而因外界担忧核试验的污染，出口市场受到影响，导致街市上的香梨价格异常低廉。

彼时，我对我国核武的进步已有一定的认知。罗布泊在我心中，始终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域。然而，它深藏千里之外，与铁道兵的职责及核试验并无交集，我从未想过自己能有幸踏入这片神秘而重大的土地，亲身感受那场神秘而重大的历史事件。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样的机会，在数月之后竟奇迹般地降临。

那是在1979年8月的一个日子，政治部秘书科的张立富科长亲自找到我，他告诉我：“小于，21基地即将进行核试验，我师有两个连队被选派参与试验工事的修建。基地为我们师预留了几个观摩的机会，这次就由你和群工科的邵干事一同前往！”能够亲临罗布泊，目睹核试验的壮观场面，实乃人生一大快事。在我们师2000多名干部中，我这样一个二十余岁的年轻干事能获得如此难得的机会，真可谓幸运至极！

大约在9月11日，师部小车班派遣了一辆北京吉普，我与邵干事随即踏上了旅程。沿着南疆公路，我们一路向北，途经古城焉耆，继续前行，大约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便抵达了位于马兰的21基地。或许是小时候看过电影《马兰花开》的缘故，当时我便觉得“马兰”这个名字既美又亲切。

马兰基地

路东为生活区与办公场所，路西则为红山科研区。科研区实行严格保密，外界人士不得入内，亦无参观许可。生活区面积宽广，设有小学、中学、幼儿园及家属宿舍等设施。生活区及其周边，遍布着高耸、茂密的钻天杨，这些树木均为老红军以及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在基地建设初期亲手栽种。

吃过午饭，全军各部队观摩核试验的干部在基地礼堂（幼儿园礼堂？）集合，21基地张志善司令员介绍情况。他介绍了我国核试验的历史、21基地建设的历史。他特别说到，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在马兰工作，许多同志献身于我国的核事业，扎根沙漠，十几年如一日，忘我工作，基地为他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看，我们有这么好的幼儿园和学校！我大概是天生就有叛逆思想吧？听到张司令的介绍，我非常敬佩参加核试验的科学家，同时心中也掠过一丝丝不平：科学家与军人为了核试验事业的无私奉献固然伟大，但他们的孩子为何要长期生活在沙漠边缘？难道国家不能为他们提供更优越的关怀吗？

夜幕低垂，我们聚集在小礼堂，共同回顾那些历史性的核试验画面。其中两部纪录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部记录了1964年我国家首次核试验的震撼瞬间，时长仅一小时，内容详实，技术细节丰富。我们通常所能见到的，不过是其中的几个片段：试验人员将原子弹吊装于钢塔之上，紧接着便是爆炸的震撼与欢呼声。另一部纪录片则是关于1970年5月我国首次氢弹试验的记录。该试验的爆炸当量达到了330万吨，相当于330万吨TNT炸药的力量！画面中的景象令人惊心动魄：爆炸后，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紧随其后的是迅速扩散的冲击波，如同台风一般，将汽车、坦克、楼房、高压电线塔等所有巨大的试验设施冲垮，化为一片废墟！

次日破晓，核试验的观摩团队乘坐着吉普车与卡车，迎着初升的太阳，沿着一条宽约四五米的柏油路，朝东方驶去。不久便离开了马兰，眼前的景象由那挺拔的白杨林转变为辽阔的戈壁滩，只见地面遍布着大小不一的鹅卵石，以及稀疏、干枯、毫无生机的骆驼刺，而远处的沙海则一望无际，与天空相接。天空清澈无云，蔚蓝如洗。然而，随着十点钟的临近，阳光逐渐变得炽烈，空气温度也愈发酷热，仿佛置身于被加热的火炉之中。原本的湛蓝天空也转变为不规则的乳白色。车窗早已紧闭，车内的高温让人几乎无法呼吸。驾驶员戏言，只需将鸡蛋埋在沙中，不超过二十分钟，鸡蛋便可熟透。

沿着沙漠中的沙土路，车辆疾驰而过，原本的沥青路面早已被风沙吞噬。尘幕翻卷，仿佛遮蔽了整个天空。身处干旱，我们不再留心道路的延伸，不再仰望窗外的苍穹，也不再留意两旁的荒漠与远方的沙丘是否隐藏着珍贵的肉苁蓉——那沙漠中的瑰宝，被誉为最佳的壮阳药材。政治部饮事班的小伙子们常在戈壁中挖掘这种植物，蒸晒后视为至宝。此时此刻，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找到一滴清水，解渴的渴望如同烈火般炙烤。心中不禁涌起希望，若能偶遇一汪清泉，那将是何等的慰藉！难道不是在书中记载，开都河蜿蜒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腹地便形成了湖泊，名为罗布泊吗？在旧日的地图上，它宛如一片浩瀚的海洋。那么，那片神秘的罗布泊，究竟在何方？

突然，罗布泊出现了！它在公路的右边，距离公路几百米，好大好大，看不到边际，湖水白蓝，湖面波光粼粼，似有一个仙女用手划动水面，掀起阵阵涟漪，一直连到天上，真是天水一色！真想下车看看，到湖边痛饮。刚有这念头，车队还真的停下了，是让大家下车休息、方便方便的。一下车，我就问驾驶员：“我们还有时间去湖边看看吗？”他（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脸上露出困惑：“同志，哪里有什么湖？”我指向远方：“不是那里吗？”老兵笑着回答：“那不过是烈日下空气的波动罢了。”仔细观察，才发现那看似波动的湖光，其实是沙漠中干燥空气和高温形成的热浪，远观之下，竟然与湖水如此相似。这种景象在内地如重庆的夏日也曾见过，但在这沙漠之中，却显得格外逼真。

经过约二三百公里的行程，我们抵达了罗布泊试验场深处的住宿营地。那里的住所颇为独特，是由石块堆砌而成，显得低矮。起初并未深究这些石块的来源，如今回想，那些石块恐怕是远从数百公里外的山岭运来的，因为在这沙漠中，自然难以找到这样的巨石。营房似乎仅有两排，每排容纳若干人，具体人数已记不太清。只记得中午时分步入房内，里面的闷热程度仿佛置身蒸笼之中。能入住这样的石头房子的，或许仅有指挥部的首长们、前来观摩的高层领导以及我们这些尊贵的宾客（我们可是参与核试验的部队代表呢！全军观摩的干部人数超过1500，其中军级以上干部超过300人）。而试验部队的战士们则住在帐篷中。石头房子具有良好的隔热效果，在中午最炎热的时段，外界气温至少有五六十度。相较之下，帐篷显得单薄，一经阳光照射便热气逼人，里面的温度恐怕更为酷热。

午后，我们安排了参观行程。首站是1964年首次原子弹爆炸的试验场地。大家如今往往能在电影中一睹其貌，此处便不再赘述。我需要强调的是，当时安置原子弹的钢制塔架，其许多部分已经熔化，残留的部分扭曲地躺卧于地面，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那爆炸中心的鹅卵石，在经历了超高温之后，竟全部变成了五彩斑斓的玻璃球！我正欲拾取数颗，意图将它们收入口袋留作纪念，然而，负责带领我们参观的军官立刻阻止道：“即便过去了十数年，这些玻璃球依旧具有强烈的放射性，赶紧扔掉！”

紧接着，我们参观了地下核试验的场地。此类试验通常旨在检验核武器在地面以下特定深度爆炸时对建筑设施的破坏程度。当时，他们挖掘了一口深达百米的井，将原子弹置于井底，随后进行了引爆。试验对象之一便是地铁站。在距离爆心近百米的位置，我们的铁道兵部队在地下修建了一座约一百多米长、五六十米宽的地铁站，其建筑标准严格遵循北京地铁站的标准，连墙面上铺设的马赛克也与北京地铁站无异。爆炸发生之后，虽然顶部未坍塌，但站台却出现了隆起，墙壁也出现了裂缝。

第三个参观点是1970年第一次氢弹爆炸的试验场。前面说过，在马兰基地已看过当时的纪录片，在现场的感觉，与看片完全不同。这颗威力达330万吨TNT的炸弹，摧毁半径是25公里。它有多可怕？在半径约十几公里的区域内，所有物体都化为了气态；而在15至25公里的范围内，所有物体均被彻底摧毁。即便是高达几十米的输电塔，也有的被融化，未融化的部分则扭曲变形，如同麻花。想象一下，25公里的半径究竟有多么广阔？即便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仅需一颗氢弹，便能在地图上消失无踪！

此行的最后一站是本次试验的试验场。映入眼帘的是靶标，亦即预定的爆心，即核武器投放或爆炸的地点，这是一个由白石灰勾勒出的、直径约150米的圆形区域。在该区域内部及其周边，分布着众多深灰色、细长、桶状的金属制品。我们的引导员解释道，这些便是模拟投放的弹药。此次试验中，核武器是由轰五型飞机携带投掷的。为确保核弹能精确落入靶标范围内，飞行员每日从马兰基地出发，投放一枚模拟弹，这一训练已持续了整整三个月。仔细观察，不禁让人感叹飞行员技艺高超，模拟弹几乎全部密集地落在爆心的圆圈内，落在外围的寥寥无几。

一条蜿蜒的公路，从马兰出发，笔直地延伸至试验场。沿此公路而行，每隔一段距离，便整齐地排列着众多飞机、坦克、汽车以及各式工事，而最贴近公路的，则是那些小动物。这些设施旨在检验核武器在相异距离下对各类武器装备、物体以及人员的杀伤效果。笼中的小兔、猴子、狗狗们显得格外可爱，然而它们却浑然不知，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们将在核爆的烈焰中化为飞灰。

晚宴仅备两道佳肴。在这遥远的沙漠腹地，每一件物品都需从数百里外的马兰运来，这已足够显示出奢侈。鉴于过往的干渴经历，深知水在沙漠中的珍贵，因此在用餐时我并未尽情畅饮，心中明白战士们的饮用水是按量分配的。当然，我也未曾沐浴，便直接上床安歇。在那石头房子中度过的夜晚，那种干渴与炎热，实是难以言表。人们常说“吐鲁番，八大怪，十只蚊子一盘菜”。然而，这里竟连一只蚊子也无，令人费解。沙漠中无水，又怎会有蚊子呢？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鉴于当时气象状况，中央军委于9月12日至15日间，最终选定9月13日北京时间15时作为核试验的启动时刻。

9月13日的清晨，约五时许，随着起床号声的响起，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天。洗漱完毕，用完早餐，随后登车，驶向了试验场。沿途依旧是我们昨日所熟悉的由西向东延伸的公路，直至抵达现场的核心指挥中心——被称作“零时”指挥部的目的地。

此次实验的安全警戒范围设定在爆心点26公里的距离。指挥中心及观摩区域便选址于爆心西面26公里处的一座高地上，与道路及观摩人员的驻地进行，仅有短短两公里的距离。这里地理位置优越，便于组织协调，因此观摩区被命名为“青草坪”。在青草坪上，彩旗猎猎作响，场面壮观，可容纳上万观众。观礼台前方，高耸着一块巨大的标语牌，牌面以红色为底，白字醒目，上面书写着“大力协同，确保工作顺利进行”、“精心组织，精细指挥，稳妥可靠，确保万无一失”等口号。

步入参观区的凉亭之中，面向东方，我们依次在小凳上坐下。不久，广播声响起。广播员宣布：“今日，北京指挥部的首长为张爱萍副总长，而李达副总长也亲临试验场地”。提及李达副总长，不禁让人想起那位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参谋长、李达上将。我转身一瞧，果然，李达副总长就坐在我的不远处，他中等身材，面色白皙，鬓发间透着几缕银丝，身着笔挺的军装，胸前闪耀着红五星，帽徽鲜红，端正地映照着东方的朝阳。他表情沉稳，尽显大将风范！副总长周围，还坐着国防科工委陈彬副主任等众多高级首长。

通过广播员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今日进行的试验涉及的是一枚小型氢弹。我当时的推测是，这或许是我国在研制分导式重返大气层的多弹头核武器。为了实现一箭多弹的目标，弹头必须保持小型化，而氢弹因其强大的威力，通常被用作多弹头配置的首选。

令人心潮澎湃的时刻终于降临！广播员的声音激昂地宣布，装载氢弹的飞机已从马兰基地腾空而起，预计20分钟后将抵达试验场正上方。我们转身凝望马兰方向的天际，只见碧空如洗，一片宁静（我们后来才得知，核试验通常选择在夏季最为酷热之时进行，因那时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风平浪静）。我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连眨眼的勇气都不敢有，唯恐错过了飞机的身影。

片刻之后，天际浮现出一抹微小的白光，那白光逐渐扩张，轮廓渐渐显现出飞机的轮廓，随之而来的是飞机引擎的轰鸣声。紧接着，一架飞机掠过我们的头顶。广播中传来了指令：“飞机已抵达场地上方，请首长及各位同仁戴上护目镜与耳塞！”此乃出于对核爆光辐射可能对人眼造成的伤害以及冲击波可能导致的听力损害的预防措施。即便相隔二十多公里，这样的防护措施仍是必要的。

按照预定程序，飞机第一次、第二次飞越爆心上空，这是瞄准，第三次飞越爆心时才投弹。飞机第一次朝着笔直地飞过去，几分钟后绕回来，又对着爆心飞过去。我们的眼睛一眨也敢眨，透过墨镜费力地盯着那飞机。飞机飞到第三圈，通过爆心！广播员突然开始报数：10，9，8，7，6，5……我们的心跳瞬间加速，直冲嗓子眼：待数至“1”，氢弹即将爆炸！

想不到的是，广播员的报数，数到“5”就突然停止了，没有声音了！怎么回事呀？怎么不报了？怎么没听见爆炸声？现场几百人，谁也不敢出声，谁也不敢摘下护目镜。大概一两分钟后，听到广播里传来一位首长急切的问话：“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这或许是从遥远的北京传来的首长声音！我们并未听到现场指挥员的回应。现场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寂静。

数分钟后，指挥员的声音在喇叭中响起：“侦查队，进场！”随即，数辆北京吉普呼啸而至，车内数十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员紧急驶向爆炸中心。紧张之情，难以言表！毕竟，那氢弹落地并未发声，若是延时引爆，届时突然响起，后果不堪设想。

广播中传来“首长和同志们，请将眼镜取下”的指令，我便摘下了墨镜，转身瞥了眼李达副总长。只见他依旧沉着自若、神态庄重地坐在行军椅上，面色如常，闭口不言，毫无丝毫焦虑之色。历经沙场的老将军果然与众不同！

不知时日流转，广播中传来了指挥员的指令：“请各位莅临观摩的首长和同志们，先行返回休息。”我目睹李副总长及其随行人员未作任何寒暄，径直起身登车离去。

重返营地内的石屋，众人热议不休：究竟发生了何事？氢弹是否已被投下？为何未闻爆炸声？讨论良久，仍无头绪。欲探听消息，却无处可寻。只见一排排吉普车与防化侦察车正向试验区域驶去。空中还盘旋着直升机，这可是我们首次目睹。试验部队正在搜寻失踪的氢弹，我们亦整夜未眠。

翌日清晨，我们终于传来了喜讯：经过一整天的不懈搜寻，氢弹在夜幕降临前被成功定位。它究竟落在了何方？我们观摩的地点位于西边，而试验场位于正东方向，氢弹竟然降落在爆心正东偏北5公里的区域。虽然氢弹未触发核爆，却引发了化学爆炸，10万吨TNT当量的弹体被彻底摧毁，碎片散落范围覆盖了半个足球场大小。

轰五型飞机的投弹高度设定为11000米，当氢弹降至距离地面3000米时，其携带的降落伞应自动展开，为氢弹的缓慢下降和最终爆炸提供两分钟的缓冲时间。这一高度及降落伞系统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确保投弹飞机有充足的时间撤离至安全区域。在前一百多次的试投过程中，一切均进行得顺利。然而，就在实战投掷的那一天，氢弹在脱离飞机并达到预定高度后，由于降落伞的包装存在不规范的问题，未能如预期般自动展开！强大的惯性使得氢弹飞至爆心前方较远的位置才落地。氢弹配备了自动控制程序，但由于降落伞未能打开，导致该程序未能正常工作，从而在着地后未引发核爆炸。

此次核试验的失败，不禁令人心有余悸。若氢弹的引爆程序亦出现故障，无论降落伞是否成功打开，其必会爆炸。若在爆心正上方爆炸，投掷飞机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创；若在爆心一侧爆炸，指挥官及数千名观摩的干部将英勇牺牲；而若是延迟爆炸，那些无畏的侦查队员亦将化作烟尘！

事后方知，事故爆发之际，我国核武器研发的关键人物、时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的邓稼先同志迅速从马兰赶至现场，亲自深入勘察，以评估他主导设计的氢弹受损状况。据当时亲历现场的核武器专家魏世杰回忆，发现弹坑后，邓稼先院长不顾他人劝阻，蹲在坑边，眼中含泪，不断翻检土壤，口中呼唤：“我的钚239！”仿佛试图从泥土中将散落的核材料一一找回。如此宝贵的钚239，其价值远超黄金，损失之重难以估量。而为了此次试验，九院的科研人员付出了无数心血和辛劳。这一切，竟因一个降落伞而付诸东流，他怎能不感到痛心疾首？

邓稼先不幸遭受了致命的辐射侵袭，返抵北京后，他发现自己肝肾受损，尿液中带有血丝，白细胞计数急剧下降。作为一名核科学家，他心知肚明自己承受的辐射量足以致命，然而他并未将时间耗费在治疗之上，也未能获得最及时有效的治疗。对于这次核试验的失利，他深感自责。实际上，他仅负责核弹的研发，与降落伞无关，试验失败并非他的责任。尽管经过调查，降落伞未能正常展开的原因尚无定论，但各方相互推诿，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七年后，邓稼先因核辐射引发的结肠癌不幸离世。

那颗不幸“离奇失踪”的氢弹碎片，被基地的工程兵们利用推土机就地掩埋。随后，他们在其上方浇筑了一层厚实的水泥外壳，从而形成了罗布泊腹地那座名为“氢弹之墓”的神秘地标。

9月13日，实乃多灾多难之日。八载前，正值此日，“副统帅”于蒙古遭遇覆灭，身首异处，魂断黄沙。而八年后，新疆沙漠之域，一场倾注了大量人力与物力、自诩万无一失的核试验竟告失败，更令人痛惜的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亦不幸丧生！

邓稼先是我最景仰的科学家。新中国建国时，他和杨振宁同在美国留学，是最好的朋友。1971年，邓稼先和一批核武器研究专家被集中在青海挨批斗。中国邀请杨振宁回国访问，杨先生开列了要见的人名单。周总理亲自下令邓稼先到北京会客，把他解救出来。从1957年接受研制核武器的任务到逝世，整整28年，他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他的临终留言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拉得太远……”这正是中国科学家的精神所在！

自1979年9月13日，代号为21-715的核试验已走过整整四十载。在此，我谨以这篇文字，深切缅怀杰出的科学家邓稼先同志，致敬那些为我国强大无私奉献的先辈们，亦是对我那无悔无憾的青春岁月的缅怀！